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

2022-03-022001中国青年研究


201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下行压力突出,迫切需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在国家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稳定就业、提升质量的重要作用,加大力度以创新创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产业融合和科技发展。


其中,青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突击队,大力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是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全面了解青年创新创业难点和需求,营造优质的人才环境,完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


2018年以来,大众创业持续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提出大幅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提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


2019年12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提出扶持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和支持更多劳动者创新创业。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创新创业创造向纵深发展,优化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布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允许入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并享受相关权益。此外,还提到立足新发展阶段,要深入实施青年发展规划(2017年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和建功立业的平台,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要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针对创新创业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了许多税费优惠政策措施,其中企业初创期,除了普惠式税收优惠,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特殊创业群体或者吸纳特殊群体就业的企业享受特殊税费优惠。同时,国家对扶持企业成长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创业就业平台,创投企业、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等给予税收优惠,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给予企业金融支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进一步推进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泽平宏观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课题组于2021年9月对成都、长沙、大连进行实地调研。从创业环境、创业精神、创业结果三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以分析中国整体和主要城市创业情况,形成《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


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我国在抗击首轮疫情及2021年上半年境外输入变异毒株中取得显著成效,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中,青年创新创业必将起到重要引领作用。


2021年1—7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2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4.7%。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6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低于2019和2020年同期水平。其中25~59岁的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4.2%,同比下降0.8%,与上月持平,就业形势总体向好,这与后疫情期间中央文件多次提及的“灵活就业渠道”密不可分。随着“双创”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就业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一、创业发展现状


根据全球创业研究机构Startup Blink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10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14位,位居亚洲第一,超过新加坡(第16)、韩国(第19)、日本(第21)和印度(第23)2020年,中国6座城市进入全球前50,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位列全球城市排名的第6位和第10位。根据USNEWS网站公布的最新的全球调查,在“2020年全球最佳创业国度”中,中国排名第3位。上述国际机构的研究表明,近年中国的整体创业生态较好。


根据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界定,青年年龄为14~35周岁。考虑到当前专门统计青年创业的宏观数据缺乏,且青年本身就是创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用创业整体情况分析中国青年创业基本情况。


1. 创业数量: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


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2020年新设企业超850万。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发展数据年报》显示:


2013—2020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从1132万户上升至2735万户,增长141.6%,其中,新设企业数量从250万户上升至868万户,增长247.1%;我国市场主体从2012年的5500万户增加到1.44亿户、活跃度稳定在70%左右;发展质量明显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20万家和18万家,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支出的76.2%;个体工商户作为一类群众直接开展经营活动的特殊市场主体发展到9670多万户,成为基层群众的就业容纳器、民营企业的后备力量、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微循环和各类企业的协作配套伙伴。



从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看,江苏、福建、海南、浙江、陕西等省份创业活跃度高,甘肃较低。根据各省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及人口,计算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表征创业活跃度。


江苏创业活跃度最高,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达到444.1个,原因在于2020年江苏市场监管部门超前谋划,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出台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18条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2条措施,并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16条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同时,抢抓时机,精心打造“一品牌一平台”。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江苏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了监测分析,加大帮扶力度,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支持自贸区制度创新,规范平台集群注册,引导地摊经济健康发展,努力催生更多新的增长点。


福建、海南、浙江、陕西、山东则分别占据第二到第六位,而甘肃相对靠后,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不及江苏的一半。甘肃主要是因为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2020年GDP在31个省级行政区排27位,人均GDP排名末位,因此创业活跃度较低。


2. 创业质量:独角兽数量世界第二,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增107%


独角兽公司代表了新经济业态,引领着社会创新。部分独角兽一旦成行业巨头,必然使得一个行业的经济以及发展潜力大大增强,往往会引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因此独角兽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创业质量。国际对独角兽企业的定义是成立时间短(不超过10年)、发展迅速(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生态公司独角兽企业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活力的指标。


从总量看,2020年我国独角兽企业为120家,仅次于美国;但2020年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较2019年减少41%。根据CBInsights统计,至2020年全球共诞生552家独角兽企业,中国120家,占比22%,仅次于美国的284家。其中,2020年全球新生独角兽企业共113家,美国、中国、印度新生数量位居前三,分别为70家、13家、9家。


2020年中国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较2019年减少41%(2019年新生22家,2020年新生13家)。独角兽企业通过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是我国新经济发展的代表,近年来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井喷,说明我国新经济领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望引领我国经济整体上的创新发展。


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独角兽企业以互联网、科技为主。互联网的核心思想是依靠平台“共享”,互联网独角兽企业主要产生于汽车交通、文娱媒体、电子商务等行业,代表企业包括字节跳动、快手、货拉拉等。高新科技独角兽主要涉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领域,代表企业包括主营区块链的比特大陆、主营柔性屏幕的柔宇科技、主营人工智能的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主营机器人的优必选等。



科创板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国内创业企业质量。科创板主要面向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成长型企业,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创业市场活力的指标。2020年,科创板新增上市企业145家,市值由2019年底的0.87万亿元增至2020年底的3.7万亿元。总体看科创板企业走出了疫情的阴霾,实现盈利的企业占比从年中的86.0%升至年末的92.1%。科创板的良好表现得益于疫情影响的消退、科技企业获得政策力挺以及企业高质量的研发创新。


从总量看,2020年我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为145家,较2019年增长107%。从地区分布看,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成为优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聚集地。2020年江苏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30家,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北京、广东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分别为24家、22家、21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第四。


从行业分布看,中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以信息技术、工业、医疗等行业为主。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信息技术企业为58家,占比为40%,位居第一;工业、医疗分布为36家、29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信息技术主要产品类型为专用软件、电子设备及加工、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及加工、互联网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代表企业包括中芯国际、天合光能、紫晶存储等;工业主要产品类型为行业专用软件、专用设备与零部件、环保机械、电子测试和测量仪器、诊断治疗设备等,代表企业包括奕瑞科技、航亚科技、高测股份、江航装备等。



3. 创业投资:创投机构资本近1万亿元,风险投资规模高于美国


2019年我国共有创投机构近3000家,管理资本总量近1万亿元。自2005年发改委等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我国已在税收、LP(有限合伙人)、融资渠道、差异化金融支持等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业投资优惠政策体系,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投资活动迅猛增长。


据科技部数据,截至2019年(科技部还未发布2020年数据),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机构数达到2994家,管理资本总量达到9989.1亿元,管理资本占GDP比重达到1.01%。累计投资项目25411个,累计投资金额5636亿元,其中2008—2019年管理资本总额年均增长19%。



创业投资资金主要流向IT、生物技术/医疗科技、互联网及半导体电子设备,北上粤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投资最活跃。


从行业分布看,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20年IT行业一骑绝尘,投资项目达到1845项,占比24%。IT、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互联网以及半导体及电子设备四大行业的投资数量、投资金额与其他行业显著拉开差距,集中度分别达到70%、64%,科技、医疗、消费等重点赛道的大体方向并未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IT和互联网行业的投资案例数量同比减少14.7%、20.3%,而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半导体及电子设备行业投资案例数量同比增长19.7%、42.0%。从地域分布看,2020年投资案例主要集中于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五地合计占全国83%。




中国PE/VC投资金额高于美国,但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结合投中研究院中国数据、PwC/CBInsight、KPMG Global Analysis Report,2016—2020年期间中国风险投资(PE/VC)投资案例数从17142项降至7821项,投资金额从2278亿美元降至1767亿美元;同期美国投资案例数从4799项上升至6306项,投资金额从593亿美元上升为1332亿美元。2020年起由于疫情影响,PE/VC投资规模发生了较大变动,但中国PE/VC投资规模高于美国。


从投资阶段来看,2020年中国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投资案例占比分别为13.0%、22.5%、45.5%、19.0%,而2020年美国各案例占比分别为30.2%、26.4%、21.8%、9.3%,这是因为中国PE/VC更偏好扩张期和成长期这类收益确定性较高的项目,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项目投资相对较低。



4. 创服机构:孵化载体超1.3万家,广东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


2019年创业孵化载体约1.3万家,在孵企业和项目近66万家,解决社会就业超450万人。2015年以来,国内涌现出一批以创新工场、3W咖啡为代表的创业服务机构,聚合金融、产业、技术和专业服务等创新要素,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


据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底(科学技术部火炬中心还未发布2020年数据),我国共有创业孵化载体13206家,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5206家,众创空间8000家,在孵企业和团队65.8万家,获得投融资1418亿元。2019年孵化器培育出49家科创板企业。2019年,全国孵化器在孵企业数为21.68万个,累计毕业企业数量达16.09万个。促进就业方面,2019年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共吸纳就业450.3万人,包括应届大学生46.4万人。



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创业孵化载体较为集中,占全国总数过半。分省来看,2019年广东孵化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达到1013家;江苏第二,孵化器数量达到832家。从都市圈来看,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创业孵化载体分布最密集,2019年分别有1370家、1013家、462家,合计占全国总数的55%。



5. 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慢,创业带动就业作用突出


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全球经济逐渐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阴霾。中国疫情控制水平居全球前列,经济也率先恢复。


2021年一季度中国GDP实际同比增长18.3%,较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较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1—6月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7.8%、14.8%、11.8%。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6%,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增长5.4%、6.0%,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增长6.8%、4.2%和2.9%,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7.7%,中国预计增长8.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预计增幅第一。


创业主体多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受疫情冲击更严重且恢复速度较慢。根据国务院信息,2021年1—4月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55.2%,除接触性服务行业外,个体工商户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经营活跃状况较去年大幅提高。


同时,1—4月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利润率较大型企业低2%且差距较以前拉大。从就业市场看,根据2021年二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各类企业CIER【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反映就业市场的整体走势,通过不同行业、城市职位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变化,从而起到监测劳动力市场景气程度以及就业信心的作用】指数同环比均回升,大型企业CIER指数仍最高,中小微型企业CIER指数仍相对较低。


尽管经济快速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去年,但恢复情况不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数据,大型企业2021年以来持续高于50%荣枯线;中型企业除2月,其他时间均高于荣枯线;而小型企业除3—4月,其他时间均低于荣枯线。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数据,2021年二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87.2,高于去年同期的85.5,但较一季度的87.5下滑。



二、中国青年创业群体画像


自我国2015年推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以来,“双创”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展了6年,青年创业群体也逐年扩大。他们的基础特征有哪些?创业资金情况如何?创业动机是什么?创业现状如何?创业过程中面临着哪些困难?


我们从创业者的基础特征、创业资金、创业驱动力、创业现状、面临困难五个方面刻画中国创业青年群体画像。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和泽平宏观研究团队于2021年8月联合组织的问卷调查,回收问卷9551份,其中符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14~35岁青年定义且剔除对结果产生严重偏差的样本共8319份,有效问卷占比87.1%。以8319份问卷数据为依据,中国创业青年群体基本画像如下。


1. 基础特征: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占比超85%


从年龄和职业背景看,19~23岁合计占比51.3%,其中20岁为创业高峰;在校大学生占比43.6%,高校应届毕业生占比13.1%,毕业后待业人员占比12.0%,三者合计68.7%。



从学历层次看,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初中、高中(含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3.7%、14.8%、15.1%。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创业者数量随着学历上升呈现倒“U”形分布,其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仅3.6%,高中/中专10.3%、大专27.7%、本科56.1%、硕士及以上2.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创业者总占比达到86.1%,反映出创业者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



从创业行业看,农林牧渔业占比20.8%,批发零售占比15.9%,反映出青年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技术和资金门槛不高的行业进行创业,这也符合大多数青年创业者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现状。教育文化占比14.9%,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线上教育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去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同比增长20.2%,对吸引青年创业者进入教育文化行业起到积极作用。而今年“双减”政策出台,教育市场规模缩减,该行业创业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2. 创业资金:八成以上创业者通过银行贷款、合作入股融资


创业启动资金方面,创业者启动资金普遍较少,低于1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70.7%,较2020年的53.8%有所增长;低于5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91.2%;低于100万元的占比95.2%。启动资金金额与选择创业的行业有关,批发零售等行业进入壁垒不高,创业初期所需资金较少,启动资金低于5万元的创业者中有38.2%从事批发零售、教育文化行业。



创业启动资金缺口方面,创业者的启动资金缺口集中于20万元以下的区间,其中又以资金缺口低于5万元的创业者为主,占比达到58.3%。资金缺口高于20万元的不到两成,高于50万元的不足10%。整体看创业启动资金缺口以小额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初期资金获取难,大部分初创者存在创业过程中资金的安排使用方面经验不足、对融资的方法和经验掌握不够等问题。



创业启动资金来源方面,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为创业启动资金两大重要来源,74.6%的创业者利用个人或家庭积蓄作为创业启动资金,通过亲友借贷进行创业的群体占比15.8%,而借助创投公司和其他渠道资金启动创业的群体不足10%,说明创业启动资金来源较为单一。



创业融资方式方面,银行贷款和合作入股是创业者融资的主要方式,将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方式的创业者占比达48.2%,通过合作入股的创业者占比34.8%,而典当抵押和贷款担保两种方式占比合计9.8%,这与创业者初期缺乏可以用于抵押和担保的资产的现象较为吻合。


3. 创业驱动力:为实现自我梦想、获取财富


从总量上看,首次创业人数占比74.3%,多次创业人数占比25.7%;从年龄结构看,有多次创业经历的创业者所占比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其中33岁为重要节点,多次创业者占比超过50%,且三次和四次创业者占比达到25.8%。


这一现象表明,多数首次创业者因年龄小,缺乏实际创业经验。一般首次创业成功率较低,随着年龄增加,创业经验与资源增加,创业动机更强,创业者的“幸存者偏差”减少,因此多次创业者可能创业质量更高、创业前景更好。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也促使更多青年进行创业。



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事感兴趣的事是最受青年认可的创业动机,其次是为获取财富而创业。有32.6%的青年认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事感兴趣的事而创业”非常符合自己的创业动机,有30.5%的青年认为“为获取财富而创业”非常符合,“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而创业”“为改变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创造社会价值而创业”“因为良好的市场机会和行业前景而创业”分别有30.3%、29.6%、28.3%。


这表明我国创业青年不仅敢于实践理想,还有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此外,“家庭朋友的经历或支持”“不喜欢被支配而创业”“不满意原来的工作而创业”等动机也均被20%左右的青年认为非常符合,这反映出青年创业不仅有梦想的感召,也有现实条件和压力的驱动。



4. 创业现状:近半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三年内开始盈利


从创业形式看,以个人独资和合伙创业进行创业的群体占比接近九成,其中半数以上为个人独资,占比51.6%,合伙创业占比36.1%。这两种创业形式与创业企业特征较为吻合: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高度统一,企业盈亏与债务为无限责任,因此创业者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营企业。而家庭创业在人才引进、企业管理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因而较为小众,通过家庭创业的创业者占比仅12.3%。



从盈利状态看,盈亏方面,46.7%的创业者处于盈亏不稳定期,处于亏损状态的接近两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企业的经营风险;开始盈利时间方面,七成创业者在三年内实现盈利,其中创办一年以内、两年以内、三年以内开始盈利占比分别为39.8%、20.0%、10.8%,呈现递减态势,三年以上开始盈利的创业者仅占5.5%,说明大部分创业者能够在创业早期实现盈利。



创业规模方面,创业初期规模显著扩大的创业企业占比53.0%,市场份额与产品种类也随着规模显著扩大而提高,创业初期市场份额、产品种类大幅提高的创业企业占比分别为52.7%、56.1%;从创业人力看,创业以来人员较为稳定的创业企业占比59.0%,26.5%的创业企业存在人员数量稳定但变动较大或人员数量不稳定的情况,反映出部分初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困难。



5. 面临困难:资金问题依旧是创业者面临最主要的困难


创业资金、社会资源和知识储备是青年创业主要面临的困难。41.7%的受访者认为青年创业最大困难依旧是资金问题,青年创业者对于融资难问题的呼声相比往年进一步高涨。这是因为参与调研的创业者有56.6%是在校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自身资金积累微薄。


此外,大部分青年创业的行业不受风险资本的青睐。根据科技部发布的报告,2019年仅1.1%的创业投资金额投入到农林牧渔行业。风险资本更青睐半导体、医疗、新能源等赛道,因此大部分青年创业者难以通过吸引投资来解决资金问题。24.8%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社会资源和人脉弱,19.8%认为最缺乏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这些数据反映出青年创业者除资金问题之外,在业务拓展和技术创新方面也缺乏相应的竞争力。



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和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是超六成青年创业者的主要诉求。创业税费减免或补贴是最主要诉求,占比33.5%,同样反映出创业者亟须解决资金困难问题;诉求为简化政府行政审批流程的占比27.9%,行政审批和创业企业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简化审批程序主要服务于创业企业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诉求为创业场地支持的占比17.7%,创业场地的支持能够节省企业的租金开支,还能形成聚集效应。



融资渠道、人才资源获取和政府处理事务效率具有较大改善空间。在青年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各要素的评价中,“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当地获得人才资源的条件很便利”“当地创业者的融资成本很合理”“申请的政府创业支持总是能很顺利地通过”四项评分最低,其“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分别为51.1%、51.5%、52.0%、54.2%。


这表明当地融资渠道受限和融资成本偏高,从而不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随着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创业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日渐提升,目前当地人才输送模式效率不高,仍然无法满足企业需求。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加大推行力度,并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三、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1. 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通过现有创业理论梳理可发现,创业精神、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在创业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而创业环境对创业精神塑造、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提供具有重要影响。创业一般视为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为获利或成长而创建新型经济组织的过程。


现代创新理论之父、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并在后期把企业家概念从个人扩展到组织乃至国家。在熊彼特的影响下,早期创业研究一般集中在创业者特征方面,后逐渐扩展至创业过程、创业环境等。


曾任美国国家创业委员会特别顾问的Jeffry A.Timmons的创业过程模型认为,商机、团队和资源是创业的核心要素,商机是创业过程的核心动力,创始人或工作团队是创业过程的主导者,资源是创业成功的保障,因此创业过程是商机、创业者和资源三个要素匹配和平衡的结果。


基于现有创业理论,参考国内外相关创新创业测度研究,结合中国青年创业实际,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角度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共涉及17个具体指标。目前国内外关于创新创业的测度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成果为创新创业发展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或缺乏对创业的单独衡量,或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或不能反映中国不同城市创业发展的差异。


鉴于以上情况,基于目的性、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我们从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结果三个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以形成可持续跟踪的创业测度体系。其中,创业环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企业家精神是创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创业结果是创业发展的成果,由创业环境和创业者的行为共同决定。



(1) 创业环境由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2个二级指标构成,涵盖了政策、中介服务、金融、人才等各类环境要素。其中,政策环境由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构成,分别反映政府行政效率、政府对科技创新的直接投入力度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市场环境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例、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GDP、每万人本专科大学生数等指标构成,分别代表综合经济实力和市场消费能力、专业服务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撑、金融发展水平、人才基础。


(2) 企业家精神由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2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其中创新精神由全社会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GDP、每万人R&D人员数、每万人商标注册数量和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构成;创业精神由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每万人新增市场主体构成。


(3) 创业结果由创业活力和创业质量2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别反映创业的质量和活力。其中,创业质量由每万人独角兽企业数、每百万人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构成,分别代表作为创新创业标杆的独角兽企业数量、科创企业的质量;创业活力由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每万人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构成,分别代表从研发到产业化、从创新到创业的转化效率、创新案例的数量。


创业环境、企业家精神及创业结果来自公开数据。对于部分地区或部分指标尚未公布2020年数据的情况,我们根据2015—2019年数据趋势外推。在数据处理上,为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差异,对原始数据采取“最大值-最小值”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单调递增指标线性转换为0~100,对于单调递减指标逆向线性转换为0~100。在权重处理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自上而下设置各级指标权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些权重设置:


(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设定的权重为12.5%,因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代替企业完成专业化的市场调查、品牌设计等工作,为企业提供了专注研发制造的基础,劳动力是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指标用于衡量城市的租赁和商务服务的发展水平,反映企业是否能够集中精力完成创新研发这一核心任务,是创业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设定权重是15%,由于初创企业成立之初难获得融资市场的支持,银行信贷是企业创立时融资的主渠道,因此存贷款余额是衡量创业环境特别是市场环境中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此外,资金的筹措决定着创业企业能否成立并初步发展,所以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在衡量某一城市的创新创业发展时起到很大的作用。


(3) 每万人R&D人员数(7.5%)作为衡量创新精神的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说明该城市及其创业企业的技术投入越高,则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越大,即越具备创新精神。


(4) 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这一指标设定权重为17.5%,因为它能很好地衡量地区技术市场发展情况,即衡量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成果创造财富价值的情况,是衡量“创业结果”情况的重要指标。


2. 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以2015年数据作为基准100,2016—2020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分别为109.9、121.5、136.9、153.6、167.5,呈上升趋势。其中,创业环境指数分别为108.4、118.1、128.3、139.6、146.2,企业家精神指数分别为111.9、123.6、135.4、145.3、146.0,创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指数稳步提升,主要源于政府支持政策、教育科技投入、居民收入稳步上升和市场环境的优化;创业结果指数分别为115.2、134.6、176.5、222.2、279.7,2020年创业结果指数较2019年大幅上升,主要源于2020年创业板和技术市场的良好表现。


2020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


2020年8月,创业板注册制后首批企业挂牌上市,有助于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助力作用,极大地利好创新、创业公司的发展。这使得企业尤其是处于初创期的中小型新经济企业得以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获取融资,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并扩大企业影响力,提高中小型新经济企业的存活率。市场化的筛选也督促企业积极创新提高竞争力,有助于提高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



四、2020年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1. 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城市层面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框架与全国一致,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对2个三级指标进行了调整。


(1) 部分地区未公布总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常住人口和城镇化率数据缺失,无法根据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用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


(2) 每百万人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换为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因为科创板于2019年开市,该指标更能衡量当地科创企业的质量。其余指标不变。



2. 2020年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友好城市排名


选取199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各城市的创业发展指数对城市进行排名,评选出50座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199座城市是从全国337座地级市中选取出的,被剔除的城市均缺失5个以上指标数据,其中大多缺失新注册企业数和技术合同成交额指标。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76座、62座、46座、15座城市进入考察范围。


从整体看,北京、上海、广州在2020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中名列三甲,一线城市、发达省会城市及东部发达地级市的创业发展指数排名明显居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西安、珠海、南京、厦门、成都位列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前10名;其中,一线城市全部入围,其余城市多数为东部发达城市。前10名城市中,上海、杭州、南京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珠海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前50名其余地级市大多分布在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其中长三角城市群13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6个。


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30个、6个、9个、5个,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外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前10的城市中,深圳在财政科技支出占比、每万人商标注册量、每百万人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等7个指标中均位列前5;成都人均技术合同成交额排名第8、每万人独角兽企业数排名第10,这两项表现突出,跻身前10。


排名前30的城市中,贵阳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排名第6、每万人大学生数排名全国第9,这两项表现突出,跻身第12位;太原每万人大学生数排名全国第1、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排名第4,凭借良好的金融环境和雄厚的人才实力,排名居中部城市之首;兰州得益于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位列全国第1,跻身第14位;哈尔滨成为东北部地区排名最高的城市,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指标的排名为全国第2;海口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每万人大学生数和每万人新注册企业数指标排名均在前20,因此跻身第21位。


从创业环境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创业环境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为广州、北京、哈尔滨、上海、贵阳、兰州、太原、西宁、杭州、南京。创业环境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着力于科技创新、产业协调、区域一体化和全面开放的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经济赋能新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融合;积极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构筑支撑创新创业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起到高水平科技创新创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前50位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11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4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26个、6个、11个、7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分布于东部地区。


具体来看,广州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架构,建立起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创新创业环境。据广州统计局数据,2020年广州财政科技支出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分别高达8.5%、18.3%,政策环境突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052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达10.31%,远超其他东部城市,市场环境优势明显。深圳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位列100名后,是导致其未能进入前10的重要原因;郑州每万人大学生数高居全国第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等多项指标均进入全国前30,是中部地区创业市场环境支持力度最大的城市;哈尔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指标高达8.91%,仅次于广州,这是其排名第3的重要原因。



从企业家精神看,厦门、杭州、北京位列前3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为厦门、杭州、北京、深圳、宁波、珠海、西安、东莞、中山、上海,除位于中部城市群的西安外均属于东部发达城市。


企业家精神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13个,珠三角城市群6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30个、4个、10个、6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


其中,厦门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同时重视拓宽人才政策,打造创业城市。早在1984年,厦门就在全国率先设立“人才交流咨询服务公司”,诞生了全国首个劳动力市场、人才资源市场。借助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和本土优秀的地理环境,逐步发展为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旅游和创新创业城市。厦门企业家精神突出,每万人R&D从业人员达到164人,居全国第3位;每万人注册商标数量达到146个,居全国第4位;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人员就业数量为5900人/万人,居全国第2名;每万人新增市场企业数为658家,居全国第5。


企业家精神指标内的各项统计项,厦门均居于前列。西安在企业家精神上表现同样亮眼,为企业家精神前10城市中唯一西部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每万人新增市场企业数为865家,仅次于杭州位于全国第2。



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内,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中部城市异军突起。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南京、渭南、广州、杭州、苏州、武汉位列创业活动指数榜单前10名。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由一二线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的三线城市构成,这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高度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


结合CBInsights、PitchBook、桔子IT等数据和榜单梳理,以包括成立时间超过10年的广义独角兽企业数量计算,2020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企业数量分别为28家、17家、7家、5家,合计57家,全国占比81%;从估值看,4城独角兽企业估值分别为1850亿美元、217亿美元、214亿美元、193亿美元,合计2474亿美元,全国占比达93%。这表明上述4城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高增长创业企业的摇篮。尽管其他城市重视培育初创企业,出台税收减免、平台资源嫁接、人才和业务对接等政策,但在融资、人才等方面依然劣势明显,4城以外城市拥有新生独角兽企业的包括东莞、成都、重庆、合肥、广州、青岛、武汉、贵阳、无锡、南京、天津,除成都有2家外,数量均为1家。


据投中数据,从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来看,2020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分别有867例、658例、414例、254例,占全国比例分别为22.9%、17.4%、10.9%、6.7%,合计占全国近2/3。同时,本年度创新创业结果受疫情影响较大,对比2019年,投资案例数由4330起下降至3774起,北上深杭分别下降341起、153起、35起、99起,每万人新增科创版上市企业数量和新增独角兽企业数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五、政策建议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面对疫情冲击,保就业压力突出,为进一步支持青年创业发展进而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协同机制,统筹创新创业政策。


发达国家大多设有专业机构负责大学生创业政策的统筹实施,如美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中心、英国的科学创业中心、日本的创业研究中心等。相较而言,我国的创业组织体系仍不完善,协同机制有待提高,国务院多次强调需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普惠性政策措施,加强统筹协调,构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创业带动就业、创新促进发展。创业政策落地与协同机制构建需要发挥专业机构统筹协调作用,带动多个主体共同参与。


我们建议:一是完善创业政策执行各相关单位职能的梳理和重构,建立一站式创业政策服务平台,提供手续办理、法律咨询等全方位服务;二是加强协调机构或小组的人才队伍建设,选拔具有相关经验的政府工作人员担任机构成员,组建专家资源库,邀请有创业教育经验的高校教职工及有创业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担任组员,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协调能力;三是将创业教育前移,将“创业理念、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植入中小学学段教育,构建大中小相互衔接的创业教育体系。


第二,拓宽初创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解决初创企业招工难问题。


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当地获得人才资源的条件很便利”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1.5%,满意度较低,招工难问题在初创企业中普遍存在。从企业层面看,初创企业在就业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且部分高新科技类企业对相关领域专业人才需求量较大,导致招工数量、质量均与企业需求不匹配;从高校层面看,学校和毕业生面临就业信息差,难以实现人尽其才、专业对口,人才培养效率受损。


我们建议:一是拓宽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渠道,建立健全校企对话机制,鼓励校企协商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缩小就业摩擦,提升人才岗位匹配效率;二是鼓励企业向学校进行资金和技术渗透,设立实验室、研究所,储备科技创新人才,灵活变通人才输送模式,运用高校科研技术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第三,优化农村创业制度环境,重点扶持农民返乡创新创业。


问卷结果显示,农民创业群体占比达6.9%,引导农民进行现代化农业创业至关重要,特别提倡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创业,支持农民进城创业,有利于激发农民创业精神,充分释放农村创新创业潜力。


我们建议:一是在政策上坚持普惠性与扶持性相结合,坚持盘活现有的农民创业企业与增加农民创业企业二者并举方法,加强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举措,实行城乡一体联动;二是政府健全基础设施,各级政府、高校都应加强服务平台设施建设,通过农民创业培训、成立农民创新创业中介机构,引导农民进行创新创业;三是通过免税、免房租或补贴房租的形式,调动农民创业积极性。


第四,加大政府资金投资创业企业力度,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服务于战略性产业的招商引资。


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1.1%,满意度较低,所以需解决创业企业融资难问题,形成创新资本生成能力,需要加强资本招商,深入剖析企业资质及行业现状,打通资企双方交流渠道,建立健全“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我们建议:一是加强企业信息深入剖析,委托国内外顶尖专家和专业机构对创业企业的财务、技术、供应链情况进行全方面研判;二是高度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动向,对创业公司所处赛道展开深度评估;三是鼓励政府与企业积极开展对话协商,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加强政府资金对创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如2020年2月蔚来汽车与合肥签署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的框架协议。


第五,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问题,加大短期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企业短期融资渠道通畅。


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对中小企业带来短期巨大冲击,尽管经济快速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2020年,但恢复情况不稳定,所以解决企业短期资金流动性问题、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对减轻中小企业的生存负担至关重要。


我们建议:一是政府加大对短期融资困难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对于受短期外部冲击而暂时失去收入的中小企业,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优先处理其短期贷款需求,精简审批手续;二是优化对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担保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对拥有相关资质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三是对于无抵押资产行业的中小企业,建议金融机构参考其公司估价发放信用贷款,灵活企业短期融资渠道。


第六,完善创业培训体系,规范青年创业培训内容,建设专业化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青年创业就业理念,引导青年走出家门,投入实践。


政府作为青年创业的指导者,对于引领全社会形成积极就业风气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针对各类创业人员创业现状和实际需求,打造自身“创培”品牌。


我们建议:


一是地方政府部门组织优秀创业者、创业专家等设计一套可操作性强、系统全面的创业教育课程,同时,注重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确保创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二是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业培训,并给予相应的创业培训补贴,同时,建议政府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创业导师分类与奖励,提高创业导师的指导积极性,真正发挥导师的实际作用,以“一对一”或“一带多”的方式切实帮助解决企业初创阶段的突出困难;三是定期评估当地青年的创业积极性,及时根据反馈做出相应调整;四是加强高校校内创业培训体系建设,与政府、校外创培机构等形成良好合作机制,共同确保校内创业教育培训质量。


第七,精简创业企业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


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申请的政府创业支持总是能很顺利地通过”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4.2%,满意度较低,所以需深入推进以“放、管、服”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效降低创业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个人创业意愿,为市场主体释放更大空间。


我们建议:一是各级政府深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建立“互联网+政府服务”的创新模式,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服务目标,降低创业者的时间和信息成本;二是实行政务公开,推进审批流程、办结时限和收费标准的规范化、透明化改革,营造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务环境,降低创业审批门槛,激发普通民众的创业热情;三是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减税降费等降低企业负担,并加大监管力度,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


第八,提高针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投资比例,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营造最优硬科技创新生态。


中国的PE/VC投资规模高于美国,但种子期、初创期投资比例较低,且风投对投资周期长、攻关难度大的硬科技创业企业缺乏足够耐心,所以需政府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增加投资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比例,并培育更多耐心资本和硬科技风投。


我们建议:一是加大政府对硬科技创新型企业天使轮融资的支持力度,并提供合理的税收政策优惠,激励硬科技企业研发;二是搭建天使投资行业的信息网络,引导行业规模、规范良性发展,加强天使投资者与硬科技创新企业的对接交流,提高撮合效率;三是政府牵头设立针对硬科技创新企业孵化器、天使投资基金等,以风险共担的方式吸引天使投资人共同投资;四是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与法律法规改革,进一步建设投资硬科技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为天使投资行业与硬科技创新企业创造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